网络侵权纠纷中“合格通知”的规则检视及司法认定 案例精选

  上海一中院在履行司法审判职能的同时，历来格外的重视精品案例工作，以总结司法裁判经验，着力提升司法裁判品质。在近五年全国法院系统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中，上海一中院共有70篇案例获奖，连续五年获奖总数位居上海市各级法院第一。官方微信公众号《案例精选》专栏选取审判实践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案例予以推送，以供参考。

  网络侵权纠纷中的通知制度有效运作的前提之一是确立合理且明确的“合格通知”规则。合格通知的构成要件包括通知人的实际身份信息和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包含侵权证据而缺失身份信息的通知不是合格通知，但不合格通知并非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不合格通知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知道”的判断因素，进而因知道规则而负有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犯权利的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实际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户的实际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因通知错误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被上诉人）徐某某诉称：徐某某在某电子商务平台上拥有两家网络店铺，从2021年开始销售由C公司生产的一款甲品牌的化妆品，B公司为甲品牌商标权利人。自2022年1月11日起，A公司以购买、鉴定的方式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对徐某某两家店铺三次进行售假投诉，致使三款产品链接被删除，并导致徐某某被电子商务平台处罚4,000元。徐某某系C公司的线下以及线上代理商，有权销售甲品牌商品，且均为正品。

  ➣A公司、B公司、C公司、电子商务平台赔偿徐某某电子商务平台店铺链接被删除的经济损失200,000元，电子商务平台承担20%，A公司、B公司、C公司承担80%；

  被告（上诉人）B公司辩称：案涉期间，B公司独家授权C公司使用甲品牌商标进行生产及销售，B公司仅从C公司处取得商标使用费，C公司系甲品牌商标的排他使用权人。对于徐某某和C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没有异议。B公司系受C公司委托，并转委托A公司进行网络打假，打假行为的行为主体、责任主体及受益主体均为C公司，应由C公司独立承担对应侵权赔偿责任。

  原审被告A公司辩称：B公司为甲品牌商标权利人，徐某某从未取得B公司授权，A公司受B公司的委托，根据B公司作出的鉴定报告向电子商务平台平台投诉徐某某的产品，徐某某向电子商务平台平台做申诉，平台认定其申诉理由不成立，作出下架处理，所有流程均符合平台规则。

  原审被告电子商务平台辩称：电子商务平台在收到案涉三次投诉后，均及时通知了徐某某，徐某某其中二次未申诉，剩余一次提交律师函作为申诉依据。根据平台规则，被投诉方应当提供发票、进货凭证、付款凭证等正规进货证明资料，律师函不具有证明效力，故被判定申诉不成立。没收保证金和链接被删除的后果是徐某某不进行正确积极的申诉造成的。

  原审被告C公司辩称：徐某某和C公司签订了网络独家销售合同，明确约定销售价格不能低于八五折。徐某某以低于八五折的价格进行销售，构成违约，是徐某某的行为导致了第三方的投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C公司自原注册人邱某处获得甲品牌商标授权，期限自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12月1日。B公司于2021年8月6日自邱某处受让该商标。C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授权徐某某代理甲品牌化妆品，期限自2021年11月8日至2022年11月7日，徐某某经营电子商务平台店铺进行线日，

  B公司作为甲品牌商标权利人，其出具的鉴定报告足以作为侵权的初步证据，电子商务平台在收到案涉三次投诉后，均及时通知了徐某某，尽到了其通知义务。三次投诉中，徐某某均未向电子商务平台提交不存在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初步证据，应视为自行放弃申诉的权利，应当自行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该情况下电子商务平台采取删除被投诉链接的行为并无不妥。

  在其二公司未提交案涉投诉行为正当性和合法性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存在过错，其投诉行为导致了徐某某的损失，相关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明确。至于具体的责任比例，徐某某在三次申诉中均未按照电子商务平台的要求提供对应的合规的申诉材料，未有很大成效避免后期删除链接导致的损害，亦存在较为显著的过错，上面讲述的情况能减轻B公司的侵权责任，故判定B公司承担损失的30%计60,000元，徐某某承担70%计140,000元。

  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当今社会，网络侵权更具有普遍性和复杂性。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系针对网络侵权而设立的通知制度，该制度允许权利人不经法院诉讼而直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内容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关于网络侵权的研究多聚焦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合格通知后应负有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对如何认定通知之合格属性较少关注。现实中充斥着数量庞大的错误通知乃至恶意投诉行为，对于权利人是否曾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送过“合格”的通知往往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审理难点。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明确将“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权利人的实际身份信息”作为合格通知的要件。这一规定与已有的《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的表述都不相同。本案系涉及合格通知司法认定的典型案件，本文将结合本案案情，以《民法典》的规定为中心，系统阐释合格通知的法律原理，从而为解决目前合格通知认定这一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提供理论支持。

  我国关于合格通知的规定，2018年的《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2020年《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实际身份信息。”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出的通知一般来说包括：知识产权权利证明及权利人的实际身份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准确定位的被诉侵权商品或者服务信息；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通知真实性的书面保证等。通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电子商务法》规定的“初步证据”采广义解释，包括了“实际身份信息”等，但与《民法典》不同，同时又提及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准确定位的被诉侵权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和“通知真实性的书面保证”。

  根据民法原理，通知主体享有的是“请求权”，即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请求另一方主体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在法院判决之前，权利人不能对权利标的进行直接支配，故严格而言，通知规则中所谓的“权利人”其实是“通知人”，其是否有权人，有待法院认定。然而，根据通知规则的实证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合格的通知时，便负有移除的义务，否则将可能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则事实上赋予了通知类似于诉前禁令的效力，但构成要件比诉前禁令宽松得多。

  综上，“初步证据”的理论功能在于使通知所涉内容具备了“侵权”的外观，也使通知人具备了权利人的“外观”。

  通知制度得以达到预期规范效果的前提之一是，被投诉内容在多数情况下确系侵权。

  我国的通知规则是归责条款，即收到合格通知被作为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不是真的存在过错的标准之一，而非如美国般免责条款。[2]从实践效果来看，电子商务活动中的错误通知和恶意通知已成为通知制度实施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较低标准的初步证据易引发错误乃至恶意通知，该制度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即合法的内容因错误乃至恶意投诉而被删除等。

  电子商务争议中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应低于高度盖然性标准，但应高于低盖然性标准，宜采“一般可能性”标准。

  一般而言，通知应包含身份信息，这也是实务中的普遍做法。对身份信息作为必要要件的质疑主要出现在侵权明显的场合。比如，若通知人提供了侵权“确凿”的证据（比如公权力机关出具的认定侵权的文书），或者通知所涉内容侵权“显而易见”（比如系正在上映电影的“枪版”影片、投诉所涉内容存在很明显的侮辱性表述等），此时，即便通知人未提供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应在收到此类通知后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

  从实践效果来看，应适用知道规则来课予网络服务提供者移除义务，理由在于：若适用通知规则，将导致合格通知的要件不得不区分为需要出示身份信息和不需要出示身份信息两类。

  若权利人确信侵权明显，则可不必提供身份信息以降低救济成本；若对侵权明显与否存疑，可通过提供身份信息来确保通知的有效性。此种规则安排可为权利人提供侧重效率或效果的多重保护。综上，权利人的实际身份信息应作为合格通知的要件之一。

  关于错误通知人的归责原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确认为，《电子商务法》第43条第3款中的“错误”定性的是通知本身，而非通知人的主观状态，故该款“明确了错误通知的归责要件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如此才“符合权责统一原则”。[4]

  “对权利人的主观认定应适用应知标准，即在错误通知的赔偿相应的责任中，推定投诉人在通知发出之前以及必要措施采取的期间未履行审查义务，应当知道通知错误，其应为侵害平台内经营者权益的行为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同时，只有在权利人验证自己为善意后，方可减免其赔偿责任。”其理由也是“让平台内经营者证明权利人的主观恶意极具挑战性”。[6]过错推定责任的最大的目的是缓解被通知人举证上的困难，但其实这一问题可通过过失认定标准的宽严和证明标准的高低予以把握和解决。

  从司法实践来看，被通知人举证困难的问题似并未那么突出，故没有必要采取举证倒置规则。而且，目前并无任何法律规范和司法裁判支持该主张。

  侵权法意义上的“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样态，而“恶意投诉”的“恶意”仅包含故意。

  《电子商务指导意见》第六条第一款提供了认定“恶意”的指导：“人民法院认定通知人有没有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恶意’，可以考量下列因素：提交伪造、变造的权利证明；提交虚假侵权对比的鉴定意见、专家意见；明知权利状态不稳定仍发出通知；明知通知错误仍不及时撤回或者更正；反复提交错误通知等。”总结而言，可以分类为：权利本身不正当；权利外观正当，但状态不稳定或有瑕疵；权利正当且稳定，但权利人滥用权力。[7]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A公司受商标权利人B公司委托的投诉行为是否构成错误通知，乃至是否属于恶意投诉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真实的生活中职业打假、知假买假的投诉行为屡见不鲜，本案中B公司委托A公司购买徐某某商铺的案涉商品，系作为非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而作出的打假行为，其目的是使目标商品下架，对卖家产生的影响更大，故其在打假过程中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应对其打假的正当性、合法性、关联性承担对应的举证责任，如果构成恶意发出错误通知，还应依法加倍承担赔偿责任。

  [1]薛军：《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研究：以法解释论框架的重构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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